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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作物发展简述【卢之豪 张佳雷 滕鹏】
更新日期:2018-11-30

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吃饭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所以一直以来,对于农作物的研究也一直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农作物的种类也一直在发生着改变,自神农氏带领远古先民们开始耕种粮食,农作物的种类也在不段变化着,而为了讲明白这点,我们得从遥远的起点开始。


距今9000年到7000年左右,位于黄河中游两岸,华夏人群的先祖开始人工种植黍。这是农业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北方。而靠着种植黍提供的稳定食物来源,这批人成了北方最早开始由采集狩猎社会转型为定居农业社会的人。在随后的数百年时间里,种植黍的范围逐渐扩大,东边沿着黄河扩散到下游(今天的山东一带),西面则溯河而上,沿黄河以及渭河进入关中盆地,直达甘肃东南部。作为现代农作物,黍存在严重的缺点,不但产量较低,而且即便在水肥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也难以增产。但是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黍仍然能维持较为稳定的产量。生长期短暂的黍几乎是最为省水的谷物,且抗病能力极强。对于农业技术刚刚起步中国北方先民而言,驯化黍的意义非凡。

然而,黍也不是没有对手的。《黍离》中已经提到了另一种作物——稷的存在。它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和黍同样重要。粟的驯化比黍要稍迟一些。农业刚刚起步时,北中国正经历一段气候干燥而寒冷的时期。虽然粟和黍都是旱地作物,但粟的抗旱能力跟耐贫瘠土壤能力和黍仍不可同日而语。黍在年平均气温6-10度,降水量350-450毫米的环境下生长最好。而粟则更喜欢年平均气温8-10度,降水量450-550毫米的环境。随着气候逐渐转向暖湿,粟从华北平原东部较温湿的地方开始向西扩散。

就这样,粟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比黍更大的产量,粟很快成了主要农作物,也正是黍与粟这一高一低的搭配,中华文明得以众多文明中成为率先脱颖而出,进入文明时代的族群。

华夏人对粟的重要性有极其充分的认识。粟在先秦也称为稷。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后稷。此处的“后”是上古华夏人对首领的称呼。追寻先祖到后稷充分说明周人对粟的重视程度。后来“稷”更是国家代名词“社稷”的重要组成部分,稷乃是建立国家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古代的中国南方,也有一群人在另外一种作物的支持下快步迈向文明时代。这种作物也是东亚起源的三种主要禾本科作物中唯一一种至今仍维持中国人主要口粮来源地位的,那便是水稻。现如今大家都知道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但水稻造福世界的历史已有几千年。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古代中国农业的发达,就没有今天世界的繁荣。如今中国百分之三十的耕地用于种植水稻,全国一半以上人口的主食是大米。东北和南方一样吃米为主不必说,就算华北地区,历史上也大量依靠南方北运的稻米解决粮食问题,说稻是中国的第一粮食作物不为过。而稻的驯化正是起自中国。

关于野生稻在哪里被驯化为栽培稻有三种说法,一说长江中下游,一说华南,一说云贵高原。这三块区域都发现了栽培稻的植物化石,而且在上古时期均有野生稻分布。以栽培稻化石证据的丰富程度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似乎是首先驯化稻的地区。但是对栽培稻的基因研究显示,中国栽培稻细胞器的基因单倍型和华南地区的野生稻最为接近,最可能的驯化地点在珠江下游。

同野生粟一样,野生稻的籽粒在成熟后也会自动脱落。从公元前一万年开始,中国南方的先民就开始收集野生稻的种子以作为食物。这种潜力巨大的植物很快就体现出了它的价值,中国南方的居民很快开始了人工种植稻的尝试。

野生稻的种种不便收集食用的特征逐渐在驯化的过程中被改良,野生稻未成熟时张开的穗变得闭合,芒也缩短消失,籽粒颜色则由深色变为白色。经历这些改变之后的栽培稻成为南方无可替代的主要粮食作物。和北方黍粟两种作物竞争不同,南方自稻被驯化以来就几乎没有任何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粮食作物。在南方雨水充沛的自然条件下,稻的优势异常明显以致没有任何潜在的竞争作物出头。稻在中国南方从古至今占据统治地位的绝对优势粮食作物。驯化稻更是上古华南人民赋予世界的一大礼物——从华南起源的栽培稻逐渐被引种到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地,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主食。

自驯化之后,稻也向着中国北方扩张。距今8000-9000年前,新近被驯化的稻已经传到河南南部和山东东部地区。而在距今6000年前开始,稻的种植北界一再向北移动,大约5900年前,种植稻出现在河南北部,5600年前,关中盆地也出现了种植稻的踪迹,几百年后,约5000年前,种植稻又扩散到了甘肃东部的西山坪地区。到了相当于商朝的时期甚至一度传入今天的辽宁一带。虽然其后随着气候等条件变化,北方稻作农业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稻作为华夏人主要粮食之一的地位始终得以维持。

但,没有什么能永远一枝独大,一种起源于两河流域(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作物悄悄溜入中国。这种作物在其后两千年里逐步取代了粟和黍的地位,更在宋朝以后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中国先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他们叫它“麦”。

今天,当我们谈到南北方饮食的不同时,总会想起南方人喜食米饭,而北方人爱吃面食。而面粉的主要成分就是小麦,稻的成熟与麦的到来,奠定了南北方的饮食基础。麦在春秋时期已经在中国北方广泛种植。《左传》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巫师预言晋景公吃不到来年的新麦,于是到了第二年麦收时节,晋景公把巫师喊来,说自己马上要吃到麦子了,而巫师妖言惑众,将其处死。然而正当他要吃下新麦时突然感到腹痛,在如厕时,不幸坠入茅坑身亡,终究没能吃到麦子。

在这些农作物的帮助下,东亚地区迅速发生了人口膨胀。大河冲积平原上的森林草地沼泽让位于一片片农田。相对于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祖先,人口膨胀后单个个体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个个身材矮小面露菜色——农业出现后人类平均身高足足跌了10厘米,体重也降低了5千克以上。因为粟、黍、稻尽管能够通过所含的碳水化合物提供热量,但是由于缺乏蛋白质、脂肪、部分矿物质乃至纤维素,新食谱的营养价值相对较低。但是,通过种植这些作物,人类可以较为稳定地生产大量食物,使得这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却能繁衍出比他们祖先多得多的人口。伴随人口的迅速膨胀,社会结构愈发复杂,技术的进步使得他们战胜了仍然以采集渔猎为生的邻居,成了笑到最后的胜利者。直到今天,擅长烹饪各类肉食的西方厨师,依然会惊叹于亚洲厨师们仅以一种农作物为原料便可制作出多道佳肴的本领。

但俗话说的好,孤木不成林,独掌拍不响。我们现今所能吃到的许多食材,其实并不是全来自中国,外来农作物们,有的成为了新“五谷”,有的则成为了中国人的健康粗粮,有的成为了我们常吃的水果,有些颜色鲜艳的“小个子”甚至成为了今天人们烹饪是所必不可少的“宝贝”,那它们都是谁呢?

首先要说的这位,虽是位“移民”但中国人早就把它当自己人,于是它也很快的在中国安了家,中国人都很喜欢它,特别是四川人,没了它就开不了锅,凡是做饭,就一定要请它到家里来。它,这位外来的自己人,名叫辣椒。它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番椒、海椒、秦椒、地胡椒、辣茄。原产中南美热带地区,1493年传到欧洲,1593~1598年传至日本。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是经由古丝绸之路传入甘肃、陕西等地;一是经海路引入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中国关于辣椒的记载始见于(明)高濂《遵生八笺》(1591):“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辣椒一名最早见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柳州府志》。 辣椒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烹饪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少量可以提升鲜味,大量则可以获得非常刺激的饮食体验,而且辣椒中的成分有助于活血化瘀,也时常作为药材被使用,而在中国的西北部,因为那里常年气候湿而且气温较低,所以对他们来说,辣椒可以说是如同救星一般。四川的川菜可以算是将辣椒用作主要材料的菜系,而川菜在中国的菜系中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辣椒对中国影响之深,以至于常有人认为辣椒原产地是中国。中国厨师也以其高超的厨艺,让辣椒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中国于辣椒相辅相成,可以说把中国当成辣椒的第二故乡也不足为过。

还有很多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水果,蔬菜,以及见过零食,也都是外来物种。

菠萝原产南美巴西,很早为印第安人驯化。16世纪初,热带各国相继引种。亚洲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引入印度,后又传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在17世纪初由葡萄牙人将菠萝苗带入澳门,后经广东传入福建和台湾。广东《东莞县志》、和台湾林谦光的《台湾纪略》都有黄梨的记载。约在18世纪末传入广西,19世纪初传入云南。

荔枝原产热带美洲,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最早见于《台湾府志》。现主要分布在台湾、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区。

木瓜,又称乳瓜、万寿果,原产墨西哥南部,18世纪后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种水果。清代传入我国,《岭南杂记》和《植物名实图考》均有记载。我国南方各省都有种植,尤以广东、台湾最多。

番茄亦称番柿、六月柿、西红柿、洋柿子等。原产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带。我国最早记载见于(明)王象晋的《群芳谱》:“番柿,一名六月柿,茎如蒿,高四五尺,叶如艾,花如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来自西番,故名。”

腰果原产巴西东北部,16世纪由葡萄牙人传入非洲和亚洲。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台湾和海南,1984年海南栽培面积达1.1万公顷。云南西双版纳也有少量种植。

南瓜别名番瓜、饭瓜、倭瓜、回回瓜、金瓜等,原产中、南美洲。元末明初已见于贾铭的《饮食须知》:“南瓜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说明元代我国已经引种。

花生,原产美洲。亦称长生果、落花生、落地松、万寿果、番豆、无花果等,是一种人们喜爱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分小粒型和大粒型两种,小粒型最早记载见于元末明初贾铭的《饮食须知》,大粒型是清代引进的。

除了上述我们熟知的以外,还有茄子,黄瓜,芝麻,核桃,胡椒,大蒜,葡萄,西瓜,番石榴,菠菜,胡萝卜,卷心菜,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很多人现在离不开的烟草,都来自中国以外。在这其中,西瓜,葡萄,成为了今天中国人最喜欢的水果之一,菠菜,黄瓜,卷心菜,番茄,是如今中国家庭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芝麻,核桃也被中国传统中医认定为健康养生食品。马铃薯(又称土豆)还荣获第六谷称号,与传统五谷齐名,加入了中国人主食的行列。玉米,番薯等粗粮作物也被称为新五谷,越来越来多的出现在中国人的早餐选择中。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外来物种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发芽生根,他们为丰富中国人的餐桌,解决中国人因长期以传统五谷为食的营养不均衡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望历史的长河时,不禁为古代先民们的勤劳于智慧所折服。试问,我们的起点比别人高吗?并不。我们的天生优于他人吗?并不。上天有给过我们独特的恩赐吗?并没有。那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一个强盛的名族的呢?靠的的是我们世代祖先的辛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农耕技术是世界最为发达的,在世界其它民族还在以游牧,捕猎为生时,我们就率先发展出黍,粟的原始农业体系。在这背后,是无数是人不分昼夜的劳作,不断地对土地改造,对种子改良。这也使稻与麦一经传入便迅速被驯服并大规模种植,若没有丰富的农业种植经验,我们能形成这南稻北麦的庞大现代农业饮食体系吗?若没有这样的农业经验,我们又怎能从这一样样外来农作物中发现它们的独有价值,虽然许多农作物原产地都不是中国,但经由我们改良运用后,它们发挥出了它们在故乡从未有过的作用。西亚与南美洲虽然都曾是最早开始农作物种植的主要区域,但它们虽然拥有这肥沃的土地,种类繁多的农作物,但依旧无法以中国农业相比,究其原因,虽有地利但只拘泥本土作物,对外来物不闻不问造成了它们产品单一,缺乏对农业技术的钻研,导致了它们产量低下,成色差。而我们的农业不断发展,在今天依旧不断创造着杂交水稻的奇迹。或许,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并不是一部如何独立自强,不断自我进化的历史,但确实是一部不但吸收学习,求同存异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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