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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巅峰的苏轼,却想回家种地
更新日期:20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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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杨鸿蔚)

11月22日是小雪。苏轼写过很多有关雪的诗词文,有一首不怎么有名,我却有点喜欢。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如梦令·有寄》

苏轼贬谪黄州时,辟了几块地来种田,取名“东坡”,后来还变成了自己的别号——苏东坡,跟名字挂在一起,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地产。

这首词就是写给友人的,让友人看看自己的几块地还好不好。意思是说,我现在汴京朝廷,实在没空回去。我走了之后,东坡也没人去了吧,雪压着桥,没有人迹。我也有点想回去,看看那春雨。

写这首词时的苏轼,正经历着他一生中少有的高光时刻。汴京,回来了;乌台诗案,过去了;人生巅峰,开始了。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王安石的新法突然中顿,属于旧党的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

四个月后,他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我们看他的简历,都有一种坐过山车起飞的感觉。七八年的狼狈不堪,几个月全给倒过来,追了半辈子的抱负,突然就砸到脑袋上。所以苏轼说自己是“人在玉堂深处”,一不小心,就进入宋朝最中心了,出个门都不方便。

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很多人都很受用。苏轼却觉得,这光照得又热又焦躁。在汴京,他过得并不是那么开心。

有一天,苏轼退朝,吃过饭,很油腻地摸着肚子散步,问婢女:“你说我这里都是什么?”婢女知道肯定不能答十二指肠之类,就夸了一句“都是文章”,另一人则夸了一句“都是识见”,苏轼都不满意。这时侍妾王朝云说了句“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大喜,连连点赞。这才叫肚子里的蛔虫。

不合时宜的苏轼,活该不开心。按理说,苏轼重入朝廷,是作为旧党人物被重新起用,然而他与旧党领袖司马光发生了数次冲突。司马光觉得新法就该一切废除,苏轼觉得新法一些措施还可以抢救一下。

他还与理学家程颐交恶,还常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朝廷中午吃什么,“苏令办荤,程令办素”,闹得很不愉快。搞出东坡肉的苏东坡,让他吃素确实也是为难他。这俩人天天吵架,以至于苏轼说出了“臣素疾程颐之奸”这种话,看着真想在朝廷里给他们安排居委会调解一下。

平心而论,司马光、程颐都是正面人物,而且当时整个氛围都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苏轼还是不开心?还是过得不顺畅?

因为这里不是黄州,是汴京;没有江边春雨,却有幽潭深渊。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哪怕是好人,也免不了纠葛;哪怕有志向,也脱不开现实。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灵魂,在这里却只能于名利交缠中委顿疲倦。

看起来苏轼在黄州有几亩地产,其实不值几个钱,所以他基本是一无所有。他自己也说,东坡“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管这几块地,简直能把身体掏空。他在黄州时还是戴罪之身,身上是有枷锁的。这样的日子,他怎么还怀念?

因为至少心是自由的。他不用理会无穷无尽的牵绊,回归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始样子。大笔一挥,就是《黄州寒食帖》;再多挥几下,就是《前后赤壁赋》;在汴京,大人物司马光、程颐都很难处,然而在黄州,什么近邻古耕道、药店小商人郭遘、赤脚医生庞安常等,有的是嘻嘻哈哈的朋友……

在黄州,他是小民,又更像一个自在的人;在汴京,他是翰林学士,却像一个手足无措的符号。

有时,这也是一种悲剧。人生时而像爬山,辛辛苦苦爬上去,结果路越走越陡;当年在山脚,看着low,但是山花鸟木、随时可见,宽广世界、任我四处蹦跶。

苏轼一生的高光时刻,没过几天快乐日子,看着有点心酸。但他留下了一首词,也至少告诉了我们一点道理:

人生的质地,不在景美,而在心安。

(转载自中华文化溯源)